砝碼學校 Pharma school

抗生素的發現是20世紀重要的成就之一，1928年英國的Fleming發現Penicillin，所有的熱病、感染都可以使用抗生素加以克服，人類的壽命得以延長。但是氾濫且不正確的使用抗生素讓細菌產生了抗藥性，抗藥性不只讓抗生素的效益降低，也讓愛挑戰困境的細菌藉由突變過程，有機會轉變成令人束手無策的超級大病菌，反撲向人類的健康。在這個交通發達、旅行方便的時代，區域性的疾病將有可能蔓延為世界性的大流行，所以抗藥性稱得上是全球化得面對的課題。反觀台灣本身，濫用抗生素的情況嚴重，金黃色葡萄球菌(Staphylococcus aureus) 與肺炎鏈球菌(streptococcus pneumonia) 的抗藥性位居全球之冠，令醫院頭疼的感染菌種AB菌(Acinetobacter baumannii) 面臨抗生素難以控制的窘境。抗藥性問題發展到這種局面，不得不皺起眉頭問問，到底是誰濫用了抗生素？

先不論養殖業將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劑的殘留危害，單就醫療行為而言，抗生素濫用就夠複雜了，包括給藥不當、劑量不足、重複用藥、藥物交叉使用、越級使用第二三線抗生素等醫院用藥不當的問題。其中醫生一直是爭議中最關鍵的人物，因為醫療存在著「資訊不對稱性」，知識不足的病人對於醫生的專業給予完全的信任，但有些醫生講求強且快速的療效，或者考量疾病發展的不確定性，以致於感冒處方必含有抗生素來避免細菌性感染有任何發生的可能，或者不等culture結果而越級使用後線抗生素。這樣講求個別病人的治癒，不顧抗生素使用對於社會的負面影響，使得抗生素超量使用。藥師在抗生素濫用管制上具有相當的分量，因為只要針對菌種用對了抗生素與劑量，感染很快就會受到控制，且留意病人使用抗生素的時間，院內的抗藥性問題也會降低，建立各類抗生素院內指引已經是各大醫院藥師努力的方針；但是仍有部分藥師為了不要自找麻煩，寧可將抗生素講成「消炎」作用以代替解釋抗生素使用及完整療程的重要性，或者是民眾到藥局買藥時，藥師把社會道義放兩旁，唯有利字擺中間，將後線抗生素當作一般商品買賣，造成用藥不當。這也就是Kelley在「Limits on patient responsibility」中強調的專業責任大過於病人的責任。

但是當醫療專業符合醫學倫理規範告知使用抗生素之必要時，若是病人順從度低，或者要求自費使用後線抗生素時，病人對於抗生素的濫用導致危害他人也有責任，如同違反Resnik在「The patient’s duty to adhere to prescribed treatment: an ethical analysis」提出：病人一旦接受治療，就有遵循醫囑的道德義務之首要責任。

抗生素有太大的外部性成本，政府應該介入管制，只是就目前看來，我們的政府管制似乎沒什麼效果出現，不過能夠肯定的是，教育與宣導對於抗生素的使用會有正面的影響，最起碼拉近了資訊不對稱的差距，知識增進能夠脫離醫療的弱勢而不被隨意擺佈，而讓醫病關係接近對等的相互尊重。倘若醫療是商業活動，販賣的商品及服務是為了顧客健康，所以醫療專業們還是把眼光放遠點，保留特殊武器以對付頑強的超級病菌；再者，經歷過SARS的慘痛經驗，病菌大流行到頭來可能會苦了站在第一防線的自己。